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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国际减税竞争拉开序幕。12月2日，美国国会参议院最终投票通过了税改法案，美国企业税税率将大幅下降，从35%降低到20%，包括个人所得税在内的多项税制都将被简化。此前，德国政府于2017年1月承诺将大幅减税，减税范围涉及工资收入税以及企业税，每年为企业和经济发展减负150亿欧元。法国经济部7月份强调，从2018年起3年内对80%的家庭免除居住税，完成居住税改革。英国财政大臣11月发表秋季预算演讲时表示，将要取消30万英镑以下的首套房印花税。去年英国政府宣称，至2020年将企业税下调至17%，实现英国在G20集团中最低的企业税率，建设有利于企业创新的税务体系。减税有利于刺激其国内经济，同时也将长期影响国际资本流动。

里根政府分别于1981年和1986年推出过两次大规模的税改政策。1981年美国经济滞胀，货币政策收紧，税改后大幅减税导致财政赤字快速扩张，进一步推升长端利率上行，减税对居民和企业的正效应被高利率所抵消，经济陷入衰退，迫使里根政府签署加税方案。随后，强势美元造成美日经常项目大幅失衡且不断扩大，进而引发两国贸易冲突升级。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签署后，日元大幅升值，美元指数快速回落，美元贬值预期使得美国企业对外竞争力和海外利润预期上升。1986年税改下调了居民和企业所得税率，进一步扩大国内总需求，促进利率走低。随着对资本管制的逐步放松，美国跨境资金流动开始膨胀，经常项目由盈余转为赤字，且不断扩大，直接投资与组合投资(购买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的净流入上升，减税对经济的积极影响才逐渐显现。

20世纪80年代，爱尔兰的企业所得税率接近50%，但税收收入仅占GDP的1%，在实施12.5%的税率后，占比增至4%。爱尔兰在90年代取得每年平均7.7%的增长，有几年超过了9%。20世纪90年代，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实行了单一税系统(Flat Tax System)，俄罗斯在2001年同样实施了13%的单一税系统，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斯洛伐克等也逐步跟进。单一税系统实施后，波罗的海诸多国家经济呈现繁荣，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俄罗斯在2001年后所得税收入显著增加，经济以每年6.5%的速度持续增长，快于同期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国家。

面对经济全球化，主权国家越来越依赖于通过加强经济管理的职能来充分调动各种经济资源，获得发展优势，而税收工具是不可或缺的手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际经济资源竞争加剧，各国政府更加注重通过降低税率和税收优惠等来吸引资本和技术的流入，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由此引发国际税收竞争。适度的税收竞争可促进税收中性原则的实现，有利于减少市场在决定资源配置中的扭曲，避免额外的经济效率损失，对于形成有吸引力的投资和经营环境、促进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意义。从国际视角来看，有利于减轻各国企业税负，促进东道国吸引更多的外来资金和技术，弥补资金缺口，增强技术创新能力，进而扩大税基。但过度的国际税收竞争，可能减少财政收入，加大高负债率国家的财政困难，削弱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扭曲国际资源配置，推动资源从最有效使用的地方流向使用效率不高但税收优惠的地方。

美国税改方向的确立以及美国企业税率大幅下降必将对跨境资本流动产生重要影响。当前，宽松货币政策的局限性和效果递减性日益凸显，欧美等发达国家意识到仅靠货币政策并不足以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以结构性减税为重要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为G20、IMF以及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所倡导，用以带动就业、引导制造业回流、吸引跨国资本流入，支持本国经济重返增长轨道。由此所引发的税收竞争效应必将对跨境资本流动产生重要影响，目前在各国普遍放松资本管制、各国间影响跨境资本流动的因素差异趋小的背景下，影响尤为显著。特别是在特朗普税改法案里，美国企业只要在海外已经缴税，企业转回本国就不用再缴，此举会进一步刺激境外美国企业利润的回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