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桥投资官网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金融之于“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是巨量的贸易投资及基础设施建设的血脉，更是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先行者、主动塑造者，是大国和平发展与国际运筹的战略力量。搞好顶层设计，构建与“一带一路”相适应的金融制度安排是关系全局、影响深远的框架性、基础性的制度供给，事关重大而紧迫。

“一带一路”是大国的担当，必将引领国际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

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国际力量的对比，要求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注入新的理念和新的动能。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尤其是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给全球经济格局和国际秩序带来了很大影响。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又发挥了“加速器”作用，加快了这一进程。面对新的国际格局和时代潮流，西方的治理理念、体系和模式难以反映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诉求，越来越难以为继，很多发展中国家开始回头反思并“向东看”，学习和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和传统智慧。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大国就要有大国的样子。习近平总书记以大国领袖的责任担当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是立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兼顾陆权海权的重大战略，是重大理论突破和实践创新，为全球化注入新的活力元素。其核心要义在于弘扬共建共商共享理念，“共”是精华，与西方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有天壤之别;“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是大合唱不是独角戏，是共建共享大家的“百花园”，不是建自己的“后花园”。

毛主席1956年曾说过“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毛主席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以来中国又一次为世界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里有崇高的价值追求，有复兴中华民族历史辉煌的梦想，更是对当今世界和未来发展的自觉责任担当。

金融要成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战略先行者和主动塑造者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在这扇越来越开放的大门中，要更加突出金融的力量和能量。这既是服务实体经济的现实需要，也是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金融短板的需要，更有遵循大国发展规律的战略性考量。

从实体经济需求看，“一带一路”日益增长的合作，形成了对加快金融国际布局并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巨大激励。据亚行估计，到2020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高达8万亿美元。2016年，在全球贸易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总额为9478亿美元，占同期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的25.7%;服务进出口总额为1222亿美元，在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比2015年提高3.4个百分点。一个巨大的全面开放型经济体必须有一个强大的金融体系作支撑。

从供给侧来看，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匹配的国际金融布局与合作仍是个短板。几年来，“资金融通”对“一带一路”建设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比如，人民币国际化有了很大进展，成为全球第5大支付货币，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二大跨境收付货币;中国银联的跨境使用网络遍布全球160个国家和地区，推动了沿线金融基础设施的联通。但与“一带一路”深入推进的蓬勃态势和客观需要相比，“资金融通”还有很大的差距。虽然人民币作为计价结算货币有了很大进展，但作为投资货币、储备货币还没有突破。企业之间、金融机构之间相互压价、恶性竞争，不利于维护我国整体利益。注重业务开展，合规意识不足，监管约束不足。对外投资普遍重规模速度、轻质量效益，重项目承包建设、轻合作经营，不利于维护我国国际形象。

金融乃国之重器。从大国发展规律来看，随着中国在国际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金融国际布局与合作越来越具有突出的战略意义。历史上，荷、英、美等全球性大国的成长无不伴随着国际金融中心的转移，强大的金融力量对大国崛起有巨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特别是英、美都建立了以自己为核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形成贸易、投资、产能、人民币协同“走出去”的全方位的有机系统，金融作为战略先行者和主动塑造者责无旁贷。

搞好顶层设计，抓好制度安排，形成“一带一路”金融供给新格局，这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思想的体现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发展阶段与发展水平不同，发展观念与治理模式各异，有很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特征，这决定了“一带一路”金融制度的安排要有系统设计。一是兼顾不同发展程度国家需求的层次性和阶段性;二是金融具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特征，不应简单地呈现完全市场化倾向，要加强政府和市场的分工与协作;三是既要发挥市场的基础性功能，又要贯彻国家战略，体现国家意志。

依据金融供给的公共产品特征，加强“一带一路”金融制度安排的基础性和公共性。人民币国际化、支付结算体系、宏观政策国际协调、金融监管理念和标准、法律体系、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等都具有强公共产品特征，要突出这些金融制度安排的基础性地位与公共性特质，强化政府主导和顶层设计牵引，而对弱公共产品特征的金融供给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比如，按照贸易结算货币、投融资货币、储备货币“三步走”战略，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促进人民币在国际货币稳定体系发挥更大作用;加快支付结算体系、法律体系等金融基础设施联通;更加重视制度性、观念性公共产品等“软实力”输出;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促进竞争环境的公平、透明与可预期性。

考虑金融机构的属性及支持项目的政治、经济属性，加强“一带一路”金融制度安排的协调性与机制性。一是开发性、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有机互补。开发性、政策性金融重经略，商业性金融重经商;开发性、政策性金融强引领，商业性金融强服务。开发性金融要做大做强，政策性金融要更加聚焦。特别是针对“一带一路”建设中金融机构存在的无序竞争、合规经营等问题，更要加强协调性。二是根据支持项目的国家利益和商业利益程度差别，选择不同主体分类推进。比如，对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及关系国家重大利益的项目，主要算好国家利益账，以“国家实质主导、企业出面推进”方式开展;对具有可预期经济效益的能源资源类等项目，兼顾算好经济账与战略利益账，以“企业为主、外交护航”方式推进。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需求为牵引，加强“一带一路”金融制度安排的综合性与有机性。“一带一路”金融制度安排要逐步从“单一布局”转变为“综合布局”，统筹人民币国际化、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服务和金融监管等各领域，推进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的网络化布局;统筹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形成银行、证券、保险、评级机构等各业态错位发展、有序拓展、相互协调、相互增力的综合布局。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范，构建长期、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供给机制，形成既有“中国风”又有“国际范”的金融制度安排。受益者范围要大，超越国家、地区或集团等界限;受益对象要广泛，覆盖各个国家居民;受益时间要跨代，不仅使当代人受益，也必须考虑未来几代人或数代人从中受益。

辩证把握金融力量与实体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强化“一带一路”金融制度安排的引领性与导向性。习近平总书记说“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加强金融先行和主动塑造，对于动员和配置全球资源、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乃至外交战略、国家安全都非常关键，这是大国崛起的一个规律性问题。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新时代，金融制度安排要服从、服务于国家发展总体战略，有利于提升国家的综合竞争力。注重把握好市场规律与战略导向、商业追求与国家利益，把国家意志与市场化运行有机统一起来;要从“尾随服务”转变为“引领合作”，要从“被动服务”转变为“主动塑造”。

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增强“一带一路”金融制度安排的稳健性与可控性。“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60多个国家，各国发展水平差异大，有些经济基础薄弱的国家面临通胀、汇率、债务等多重压力。同时，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走出去”经验不足、风险防范意识和防控能力也亟待提高。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一带一路”金融制度安排要充分考虑合作中面临的政治、经济、信用、市场、法律及合规、声誉等多重风险交织，宏观审慎，微观健康，坚守底线，稳中求进。

从“融入全球化”到“塑造全球化”，从“向世界开放”到“世界向中国开放”。“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中国和世界的未来。通过顶层设计，向世界提供金融制度安排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金融必将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发挥越来越大的战略引领与主动塑造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