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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以来，我国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的措施密集出台。目前，大部分措施均已落地。不可忽视的是，国际环境的变化，致使当下金融业对外开放面临诸多复杂因素。另外，如何在扩大开放的过程中，控制金融失衡可能带来的风险，也成为改革开放新阶段下的一个重要议题。 在近日在京举办的“2019金融街论坛年会”上，一行两会相关负责人、金融机构负责人、学者专家代表就上述话题发表了各自看法。 在当天的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示，除了金融对外开放措施基本落实到位外，人民银行先后推出开放征信、评级、支付等领域的准入条件，给予外资国民待遇，外资机构进入中国的市场取得了实质性、突破性进展。债券市场的双向开放稳步推进，国际资本持续流入中国。 可以看到，随着近两年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入驻中国市场的金融机构数量增多了。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共有来自54个国家和地区的215家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设立了41家外资银行法人机构、115家外资银行分行和153家代表处，外资银行的营业机构已经达到982家。同时，共有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保险机构在中国境内设立了59家外资保险机构和14家外资保险中介机构，下设分支机构达到1800多家。共有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保险机构在中国境内设立了132家代表处。 资本市场开放脚步同样加快，就在5月25日，富时罗素宣布自6月起开启第一批A股纳入富时全球股票指数，首批1097只A股入选，预计合计流入100亿美元被动资金。5月28日收盘后，MSCI将现有A股的纳入因子从5%提高至10%。 当前世界经济、金融格局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贸易体制机制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西方主要国家逆全球化态势愈演愈烈，新形势下的金融开放面临着新的方向定位和路径选择。有声音提出，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是否要继续推进? 事实上，在日前的一次论坛中，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书面致辞强调，金融业开放是大势所趋，不会停顿，更不会倒退。而这也是“2019金融街论坛年会”透露出的一大主旨。 “在当前企业和消费者信心依然比较疲弱的情况下，如果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贸易摩擦继续维持的话，我们判断全球经济在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表示，面对这些难题，更要从改革和开放领域去破局。 建设银行行长刘桂平表示：“要以二次‘入世’的姿态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要有更加主动的共享意识，高水平开放必须打破保护主义的壁垒，摒弃零和博弈的狭隘思维，以互联网时代开放共享的心态，打造互利共赢的生态圈，只有以共享的心态和大格局，才能把我们的朋友圈不断做大，使开放聚人气、添活力。” 不仅是“破局”的需要，目前来看，我国金融业开放的空间依然很大，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行业竞争力也有待加强——外资占中国A股市场的比重只有2%，占中国债券市场的比重也只有2.9%，外资银行资产占全部商业银行的比重为1.6%，外资保险公司占比为5.8%。 “把门开得开、开得大，还要确保金融安全稳定。”值得关注的是，金融开放并不是一开了之，伴随着更多外资主体进入，监管也需要相应调整，防风险内涵也需丰富。 银保监会办公厅主任、首席风险官肖远企认为，外资参与对于丰富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服务渠道、方式、范围，改善金融供给、提升金融服务效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外资所带来的短期和长期风险以及可能面临的金融失衡，也需要关注。 肖远企表示，外资活跃度如何把握，既要尊重规律以及服务体系的需求，同时，也要做到能够防范、控制好可能出现的问题。“要形成一个金融与经济和社会发展良性循环的融资体系，还需要我们共同探索。” 科学且相匹配的监管，无疑是发展和防风险的重要基础。对此，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认为，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必须加强监管的制度建设。在减少机构准入数量限制的同时，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审慎性监管，确保引入机构具有优秀的专业能力、良好的风控能力和充足的资本实力。王兆星强调，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同时学习借鉴国际上成熟的监管实践，补齐监管制度短板，完善资本监管、行为监管和功能监管，确保监管能力与对外开放水平相适应。 而刘桂平也对此谈到，金融业是经营风险的行业，其经营管理水平以风险管理能力为边界，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金融业面临的风险更加复杂，防控风险的要求更高，要全面地提升主动管理风险的能力，不断强化底线思维，增强合规意识，筑牢风险控制的底板，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来源：金融时报